无论技术如何发展,这仍然是一个等级与网络并存的世界

得知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会见过基辛格以后,尼尔·弗格森说自己心中涌起奇妙的感受,因为他也和基辛格一起游过泳。这印证了社交网络的一个特征:根据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1967年提出的“六度分隔理论”,一个人最多只需通过6人“中转”,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。但对于精英们来说,由于拥有一种“社交高塔”上的“旋转效应”,这种距离会更短。最近的研究表明,《财富》1000强的企业高管们,平均只需通过4.6人中转,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。只要通过“世界级社交明星”基辛格,弗格森这位出生于1964年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,就与大洋彼岸的新中国缔造者有了交集。
社会网络,正是弗格森新著《广场与高塔:网络、等级与世界权力斗争》的主题。他在书中试图用网络的视角,去透视过去250年间的重大社会事件:人际网络遍布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、政府机构、犹太人组织、被“阴谋论”包围的光明会、苏联的解体、“9·11”、金融危机、英格兰银行的没落,等等。
高产的弗格森已经出版了十余部通俗历史读物,涉及的大都是金融、帝国、文明、战争等宏大主题。他的所有著作,如今都已被译成中文,并在中国出版。这部《广场与高塔》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1月,是其最新作品。

对于历史学家来说,“社会网络”是一个新的研究工具,此前,它一直被社会学家牢牢掌握。弗格森觉得,注重等级体系而忽视网络的研究思路,正将历史学家们引向陷阱,因为“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,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有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”。但在专业的历史学家中间,对其往往有着忽视、贬低、轻描淡写的倾向。这可能是因为,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往往不会留下多少条理分明的文件记录,可信材料的缺乏,对史家切入这一领域构成了障碍。
在历史学家和报刊记者笔下,正式权力发布的信息总能被有据有序地记录在案。而在权力等级秩序之外,那些发生在松散网络中却同样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,却很难被获悉,更不用说通过传播而广为人知。官方记录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,是催生“阴谋论”的重要原因。最近几年针对美国人的调查表明,超过半数的人认为,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是由一小撮人在密室中决定的;世界金融危机则是由一小部分华尔街银行家秘密操纵的,他们希望借此提升美联储的权力,从而增强对世界经济的掌控……
弗格森说,自己要做的,就是在“轻描淡写”与“阴谋论”之间寻找一个平衡,讲述过去250年间,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。在他眼中,等级与网络,就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样,并不是二元对立的。而且,事实上,等级也是网络的一种形式。
弗格森在书中提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中世纪城镇锡耶纳,将其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关系的象征。在那里,曼吉亚塔楼就矗立在扇形的坎波广场边上——雄伟的高塔代表着世俗权力,而紧邻的广场则是人们相互交流、展开贸易的地方;一天中的某一时刻,高塔的影子会完全盖住广场。弗格森觉得,在这里,等级与网络以最为优雅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——新作的书名也由此而来。等级与网络这种组合,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便已经存在,无论技术发展迈入怎样的阶段,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广场与高塔并存的世界。互联网革命固然对人际交往方式带来巨大影响,但本质上,并没有改变两者的关系。
在松散自由的广场与层级分明的高塔之间,弗格森显然是那个更愿意待在广场上的人。他没有像他的忘年交兼研究对象基辛格那样,由学者变成政客。“一旦进入这些等级制度,就意味着要在某些人面前低声下气,至少一开始是这样。” 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,也看惯了社交场合里,权力是如何扭曲了一个人的个性的。他不喜欢等级森严的地方,而选择成为一个“网络中人”。
写作正是一件可以让弗格森拥有自主权的事情,所以他乐此不疲。当学术工作的报酬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期望时,他的选择是当自由撰稿人、出版自己的广播作品,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。他觉得,企业家精神与他对自由的爱好正相契合,“我创立公司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由,而不是致富”。
最近几年,弗格森频繁来到中国,每次来都是行程满满。上午飞机在上海一降落,他马上接受了两家媒体的专访,紧接着等待他的是一个公开讲座,以及傍晚赶赴杭州的旅程。不过,对于活力十足、有着运动员气质的弗格森来说,这算不上是件多辛苦的事。深秋的上海,人们大都穿上了风衣和毛衣,唯有他只穿一件黑色短袖T恤,边对着电脑打字,边娴熟地用筷子夹起一只只小笼包和春卷送入口中。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嘴角上扬,露出诚恳的笑,与人握手也相当有力。当被人称作“英国历史学家”时,他会立刻说:“我是苏格兰人,我出生于苏格兰,这是很重要的”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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